发展至今，我国已拥有56家国家高新区，科技园区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区域和地方经济的增长点。而不容忽视的是，产业结构趋同，规模小，创新能力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困扰着当前科技园区的发展和创新。

　　对此，中科院政策所助理研究员刘会武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中国科技园区建设需要在管理理念、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园区规划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建议大学科技园区要在制度上创新，发展成承接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微型制度创新区。

　　刘会武：从1988年第一个国家高新区建立至今，去年正是国家高新区发展20周年。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园区作为中国的一种经济形态组织，在国家经济发展、创新体系建立过程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中国科技园区的发展进入了转折时期，这是由几大背景所决定的。从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到本世界初的互联网泡沫，再到当前的能源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与金融市场有很大关系。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敲响了警钟。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国加快发展金融的思想障碍。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演变的规律显示，金融体系的完善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创新的活力存在正相关关系。作为正在积极纳入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要敢于与狼共舞，要培养这种精神和高端人才，同时在产业发展上，要前瞻性布局、要踏踏实实地推动，切忌鼠目寸光、切忌光喊口号。当前，风险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的体系尚不完善，成为影响中国高科技企业创新和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前或未来一段时间，世界将面临严峻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外在环境要求中国必须适应国际化的挑战和调整。在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生态环境、软环境、文明成果等方面的破坏，这些代价都是非常惨痛的。内在和外在的环境要求中国必须走创新发展的道路。

　　记者：作为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您认为未来科技园区对中国的发展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刘会武：2003年，国家正式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这是非常及时的大战略的调整。而这种决策如何贯彻落实，各级政府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紧跟上国家的步伐。

　　可以说，创新型体系的建立，关系到国家下一阶段的发展。在这紧要的关头，依靠谁来书写中国未来十年高端产业的发展，科技园区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从区域板块上看，不管是大区域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还是中西部正在崛起的中小城市群，在这些地方的发展过程中，真正能起到支撑产业创新和引领高端经济发展作用的正是高新区、经济开发区等科技园区。中国科技园区必须走在引领下一代新经济的前列。

　　记者：相对于国外科技园区，您认为未来中国科技园区建设中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

　　刘会武：国外科技园区都是在长期积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首先是发展理念的问题。国外科技园区可以说是高新技术的聚集区，大学科研机构的聚集区有着很好的外在环境。而当前中国很多科技园区的发展进入了一种误区，即用硬科学的思维打造软科学的文化，这是很难的。科技园区发展中的文化塑造应是建立在当地一定的经济基础、产业基础、企业基础，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的技术上，来建立园区的制度环境和一流的创业环境。

　　其次，未来中国科技园区建立的体制环境需要转变，管理团队的建设理念需要转变。不能完全依靠急功近利的想法，要遵循园区本身的发展规律。中国第一代是工业园区，是建立在土地和资本的基础上产生财富的。未来中国科技园区的发展应该通过技术和知识产生财富，这必然离不开企业家的培养，离不开科研院所这一高端载体，离不开创新环境的建设。其中最关键的是园区内小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创新创业环境的活跃。

　　再次，在园区的管理团队上，要有专业化的能力。这包括专业化的招商能力，即把招商的环节变成过程分解出来，根据区域的特色、产业的发展定位概括出产业领域，从而进一步打造园区。招商不仅仅是选企业，更重要的是招人才、找平台、找企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改变过去简单化的单向的操作环境，打造成负责的、系统的、循环的招商环境。

　　最后，专业化的研究能力和整体的规划能力也很重要。要在有限的土地上，规划出适合需要的科学的园区硬环境，而这正是当前很多园区欠缺的地方。

　　我认为中国科技园区未来的发展应更多强调科技型的小企业，应该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对小企业的培养上，特别是有技术含量的小企业的快速成长的上。

　　同时，科技园区的发展要循序渐进，需要在硬环境和软文化上可持续、因地制宜地逐步进行。比如法国的索菲亚科技园区，仅管不到60平方公里的园区，但是他们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打造完成。

　　刘会武：大学科技园的发展离不开大学本身的科技知识和文化，同时也要符合科技园区发展的规律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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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问题，诸如大学本身创业能力的缺乏问题，转移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谈判问题，企业的选取和审定问题，老师利益的保障问题以及大学的教师在产业化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

　　为此，我认为，这一系列问题要求必须形成一种微型制度的创新区，把大学的职责和企业的职责缓冲一下，鼓励部分大学可以进行科技成果的转化，成为未来专业化从事技术转移、知识转移的高端人才之一。

　　而当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缺少宏观层次的定位和梳理，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路径规范化过程中，大学科技园区能不能在制度探索中起到这样的作用，可以反过来支撑大学的发展，去更好地培养学生，包括大学生的就业、心理教育等问题。发挥出用“未来的思路、设想未来的问题、培养今天的学生”的作用。

　　记者：未来二十年，科技园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和功能？

　　刘会武：同志提出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战略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在今天来看，在当前的形势下，面临着新型经济业态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高端人才的就业等问题，首先应该解决的就是科技园区旗帜问题。

　　我认为，科技园区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应该起到“发展高科技 引领新经济”的旗帜性的作用。高科技的发展是永恒的话题，同时未来经济的发展是需要用科技、用知识创造财富，科技园区应该更多的从中起到培养创新型企业、引导新经济发展的作用。

　　当然，为解决当前很多科技园区发展的模式和瓶颈问题，国家应该在土地问题上、园区定位问题上、人文环境的塑造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